1923年秋，长沙城内风声紧张，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刘策成接到命令，要缉捕正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。命令来自省长赵恒惕，执行者却是毛泽东的老师。对刘策成而言，这不是一件普通公务，而是一场必须谨慎处理的抉择。 刘策成，字策成，1883年3月出生于湖南新邵。早年参加同盟会，曾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被捕，获刑十五年，直到袁世凯病逝后才恢复自由。这段经历，使他看过官场险恶，也明白一个读书人面对大是大非时，不能只顾自身安危。 1916年，刘策成到湖南第一师范任历史教员。讲课时，他常常不带课本，凭着扎实的学问纵论古今，学生们称他为“活历史”。毛泽东尤其喜欢听他的课，课后还经常登门请教。 有意思的是，刘策成第一次走进教室时，穿着粗布长衫，脚上是一双布鞋。他没有摆出先生架子，只对学生说：“吾叫刘武，字策成也。”这句开场白朴实，却很快拉近了师生距离。 刘策成很早便注意到这个沉默而有锋芒的学生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，毛泽东“意气锐，思非凡”。在刘策成看来，毛泽东读书并非为了取得功名，而是在寻找改变社会的办法。这样的学生，注定不会安于书斋。 1918年毛泽东离开湖南第一师范后，师生各自奔走。1920年，毛泽东筹办文化书社，资金十分紧张，便写信向刘策成求助。刘策成没有敷衍，四处筹款，并拿出自己的钱予以支持。文化书社后来成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场所，这笔帮助显然不只是金钱上的援手。 此时的刘策成已经做过浏阳县长、衡山县长。任职期间，他反对贪污，整顿吏治，百姓称他为“刘青天”。他还把治理地方的经验写成文章，认为普通百姓身上的负担，主要来自土地剥削、劳力剥削和高利贷压迫。 然而，清廉并不等于能够远离复杂局势。1923年，刘策成出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，赵恒惕很快把缉捕毛泽东的任务交给了他。刘策成若照令行事，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情分便会彻底断裂；若直接抗命，自己和家人也可能遭遇危险。 他没有公开拒绝，也没有坐等命令落实，而是把长沙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叫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毛泽东是我的学生，必须让他先离开长沙。”随后，他安排亲信暗中送信，同时让警察署在城内张贴告示，制造四处搜捕的声势。 一边是搜捕，一边是放行。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及时撤离，赵恒惕始终没有查出其中的破绽。刘策成也因此失去了信任，后来被调任为湖南自治处主任秘书。职位变化对他而言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学生已经脱险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刘策成主张国共合作、共同抗日，并因此触怒蒋介石。此后，他逐渐远离权力中心，重新回到教育和学术领域。多年教书过程中，他发现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内篇存在一些问题，便着手考订补正。 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十年。刘策成并非为了求名，而是觉得古籍整理必须有依据，不能让错误继续流传。1947年，他完成书稿，但因时局变化，出版过程一再拖延。后来样书寄到手中，字体过小，阅读不便，他仍没有放弃修改。 1950年夏，刘策成给毛泽东写信，谈到家庭财产、个人处境，也表达了继续为新社会做事的愿望。毛泽东回信说，土地和财产按当地政策办理，工作问题不必进京，可以在长沙与省里商量。 这封回信与毛泽东给亲友的许多复信有所不同。对于亲属和旧交，他通常要求按组织程序办事，不准借关系谋求特殊安排。对老师，他同样没有破坏规矩，却亲自写信说明情况，并建议在长沙安排合适工作。 遗憾的是，事情迟迟没有落实。1951年5月，年近七十的刘策成来到北京，再次写信说明自己的困境。毛泽东随即回信，告知他已经联系统一战线部门处理工作，并派人照料他的住宿，还承担了相关费用。 周恩来与李维汉商议后，结合刘策成的学识和经历，决定聘任他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。1951年6月1日，周恩来签发特聘书。刘策成得到的不是显赫职位，而是一份能够继续整理文史、发挥所长的工作。 1953年，《庄子集解内篇补正》正式出版。毛泽东曾听人谈及此书，认为应加快审阅和印行。刘策成后来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史研究上，直到1957年9月在北京病逝。师生之间那段跨越数十年的关系，也留在了一封封书信和一部古籍整理著作里。 特别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