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9年3月3日凌晨，云南陇川农场的职工宿舍里，18岁的徐学惠被一阵翻动声惊醒。屋里闯进了持刀歹徒，她身边没有同伴，能护住的，只有一只装着银行公款的钱箱。 她没有立刻呼救。夜深人静，周围人是否听得见，谁也说不准。可钱箱关系公家财产，若任由歹徒拿走，后果不轻。徐学惠把箱子护在身前，最终与六名歹徒搏斗，身受重伤，也失去了双手。 这场袭击发生在一场慰问演出之后。3月2日，中央慰问团来到陇川国营农场演出，职工们聚在一起看节目、看电影。徐学惠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陇川支行弄巴营业所工作，留在岗位上。等电影散场，已是深夜，她回到住处休息。 陇川地处云南边境，治安形势复杂。歹徒趁职工集中观看演出，摸进银行职工住处，目标是银行存放的现金。徐学惠睡下不久便被动静惊醒，发现来人正在屋内翻找。她知道对方人数不少，手里还拿着刀，硬碰硬并无胜算。 可她还是挡在钱箱前。 歹徒逼问钱在哪里，她不肯交代，也不肯让开。争抢中，她被打倒、被刀砍伤，仍死死护着钱箱。邻居听到呼救后报案，转业军人王天林翻窗进入屋内，与歹徒搏斗，制住其中一人。其余人趁乱逃走。 徐学惠被送往医院时，伤势严重。她醒来后问的不是自己伤得怎样，而是钱箱有没有保住。得知公款没有被抢走，她才放下心来。医生全力抢救，保住了她的性命；但她的双手没能保住，脸上和身上也留下伤痕。 18岁，遭遇六名持刀歹徒，还要承受此后漫长的康复生活。这份代价极重。徐学惠没有把自己说成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只认为那是自己应尽的职责。这样的回答朴素，却也说明了她当时为何不肯退让：她守的不是个人财物，而是交到手里的公家款项。 公安机关随后追查案件。王天林制住的歹徒成为侦查线索，参与袭击者陆续落网，案件依法处理。徐学惠的事迹也很快传开。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，她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，并见到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领导人。 那次接见，成为她人生中的重要一刻。毛泽东与青年代表握手时，也握住了她没有双手的手腕。对徐学惠而言，这份关怀并没有改变她对自身处境的看法。她仍想回到工作岗位，靠自己的能力生活。 失去双手后，写字和日常活动都成了难题。后来，在有关方面安排下，她赴苏联学习使用假手。经过练习，她逐渐掌握了使用方法，重新能够写字。回国后，她继续工作，先后在银行和百货行业任职，也做过幼儿园教师、图书室工作人员。 她的工作并不总与英雄事迹相连。卖钟表、眼镜，照看孩子，整理图书，都是日常事务。对徐学惠来说，身体有残缺，不等于只能被照顾。她愿意做能做的事，也不愿因为一段往事，把生活停在那一夜。 1964年，徐学惠作为云南青年代表参加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，再次到北京受到领导人接见。后来她成家，有了两个孩子。她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继续生活，周围人敬重她的经历，也看到她认真过日子的另一面。 多年以后，徐学惠逐渐淡出公众视线。她不常主动谈起受伤的经过，也不愿把自己一直放在聚光灯下。退休后，她坚持锻炼，天气允许时出门活动，晚上还去学交际舞。那些伤痕留在身上，却没有替她决定余生该怎么过。 2009年，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，全国开展“双百”人物评选，徐学惠入选云南候选人。媒体再次报道她的事迹，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位曾在18岁时守住银行公款的老人。照片里的她已两鬓添白，神情平和。 她后来怎样了？没有传奇式的转折。徐学惠回到工作和家庭，照料孩子，退休后锻炼、跳舞，过着平常日子。她不再是年轻时那个站在钱箱前的营业员，却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需要被供起来的英雄。她的经历留在报刊与作品中，而她本人，仍把日子过得踏实。 特别
